一九六零年代，也就是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影片素材来源的时代，电影中的小四捅死小明的日子，而在真实的历史里，是一位叫做茅武的中学生杀死了一个十四岁的女同学，时间是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，接近夏日。

就在三十年后，44岁的杨德昌提到茅武杀人事件时说：

“对我来说最有趣的，不是茅武的生平，或者他为什么杀人，而是那个环境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。太多人不愿去想那段时间，可是那段时间对我们这一代来讲非常重要，为什么台湾会有今天，其实跟那个时代非常有关系，这个杀人事件不是一个单纯的谋杀案件，促成杀人事件的是整个环境，凶手是整个环境，甚至小明自己都是凶手。我们那一代在民国五十年（一九六零年代）是念初中，命中注定到民国八十年（一九九零年代）你就是社会中流砥柱。那时候的环境也许会增强你的个性，也许会削弱你的志气，都会影响到现在，那个年代有很多线索可以让我们看清楚现在这个年代，这是我做这个片子的最大动力。我希望《牯岭街》除了小孩子看了会开心外，大人看了也能够延伸一些自己的思考：发生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教训到底在哪里？”

也同样是在1963年，台湾，一部美国电影被当局禁映，名字叫做《丑陋的美国人》，编剧和导演也都是美国人，禁映的理由是“会影响台湾和美国的关系”。很多在台湾的美国人不是很理解这件事，他们觉得很奇怪：“咦？我们美国人自己都觉得很有趣的电影，为什么你们中国人，反而不敢面对？”

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独特的粉饰和怯懦，深深压抑着面对内心真实的冲动，看见别人的丑陋，就隐含着自己的丑陋也将被暴露，是啊，中国人也好，美国人也好，说到人性的丑恶一面，又有多少不同呢？

所以杨德昌当初拍摄《牯岭街》时对观众的盼望并不切实际，首先是小孩子看了不会开心，再者他最为坚定的对个体和群体文化的内省精神，到了大多数成人这里，除了唤起怀旧与伤感，叹息与悲哀，却唯独唤不起自省，为什么？因为即便过了三十年，制度也许改了，生活也许变了，但文化没变，人们内心的压抑并不见得比一百年前少一点，只是方式变化了而已。甚至在21世纪杨德昌的《一一》中，人们对精神出口的渴求也一次次的失败，那样的无所适从已经化为了人和人的同情与心灵深处的孤独。

让我们再来看一看1994年，杨德昌的《独立时代》，以近乎戏谑的手法与节奏描摹当代台湾众生相，几乎让人看到浑身刺痛，坐立不安，人性背后的动机全部拿到了台前晾晒，一探到底。表面上看，就连最宽容的评论者都觉得，为什么杨德昌镜头下的人物都这么可憎，人与人之间都这么疏离？于是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，把这种狭隘简单的归结为导演内心的狭隘。

这是可笑的结论，更是观者的悲哀，仿佛中华民族的美德人人都有，而缺德的永远是别的什么人。我们在银幕上看见美好的情感，就会感同身受，为什么看到丑陋的东西，却想不到那丑陋其实也是自己内心的一部分？换句话说，所谓的阴暗和美好，本来就应该在阳光下享有同等的对待，一样的坦坦荡荡。否则，我们的文化，从个人到群体，何以谈起自省，何以谈起自信？

实际上这是杨德昌最为真诚的一部电影，把虚伪和所谓的丑陋和美好的情怀一起亮出来给你看，是告诉你：它们同属真实的一部分，无所谓高下，无所谓对错。杨德昌在电影里让我们看到一种正面的态度，无所回避的态度，人性中的道德优劣并不以身份和阶层为界限，也不以穷富来划分，这样正面而强大的价值观念我曾在黑泽明的电影中看到过。就好像这部电影里的富家子弟阿钦，肤浅俗白，事业搞的乱七八糟，成天被人骗，总是喝醉搞不清状况，在影片里出现时是那么令人讨厌，但到最后你发现，他追求自我和爱情的执着比谁都要强烈，也许他不得其法，却努力作出着自己的选择，终究是他最真最单纯。

人是不会改变的吗？如果今天的年轻人，再看到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，在不开心之外，会不会在内心产生自发的力量，去抵制那些压抑内心的文化，更开放，更轻松，更正面，更坚持，同时又拥有更加自然多元的宽容度？我相信会的。1991年的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，杨德昌是带领了一批几乎毫无经验的年轻人一起，共同创造了一个比当时台湾电影工业更健全，更自主的工作环境，用了三年的时间筹备拍摄，锻炼了一大批年轻的电影工作者，这是杨德昌对年轻人最好的信任。

今天，如果让我道出对杨德昌先生最大的敬意，在于尽管并非人人都拥有强力思辨和反省的能力，但因为有了他的电影的出现，就不能说这个文化失去了内省的光芒，这种光芒并非来自高远，而本就该深植在我们心中，内省并非为了转而拿起绳索，去束缚更加年轻的心脏，而是产生自我超越的动力，这超越的动力让我们独自走向精神的开阔之地，并一次次的停下来，感受到灵魂的真实面目，正面了真实还不足够，更在开阔的过程中理解了自己，也理解了他人。

杨德昌先生去世的时候，我远在美国学电影的台湾朋友打电话来说，无论杨德昌安葬在美国还是台湾，他都会去扫墓。上个世纪的鲁迅先生说，绝望和希望，同样虚妄。是的，在我来看，虚妄既然是人生的底色，也就应该毫无惧色的带着希望去面对，是别无他途的选择。杨德昌在某种程度上，与鲁迅先生相似，既正面人世的真相，也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去应对真实，这本身已经是美的，即便口出恶言，冷眼以对，即便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与虚伪，也让人感觉到衣服下的心脏比任何人更强烈的盼望着温暖与美好。

所以杨德昌先生的墓碑，在我的想象中，一定是安放在《一一》片头出现的,那么葱郁又茂盛的树下，并且，那将是一个定格的 A Brighter Summer Day。

注明：（杨德昌口述部分引自黄建业先生《杨德昌电影研究——台湾新电影的知性思辨家》台湾远流出版社）

Liar

原载于 北京青年报 2007年11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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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天晚上我背着书包坐在出租车上，赶往一个咖啡馆，面见阔别数年的老六。像是回到8年前，我离开北京前的一天，这个巨大的城市，有一群年轻狂妄的人从各个角落出发，穿过灰色冷峻的建筑群落，来到同一个咖啡馆，开始漫长、毫无目的、莫名其妙但兴奋无比的聚会。喝酒，聊天，生活，艺术，电影，文化，政治，未来，沉默，今天是谁买单。

北京对我来说，是一个美丽冷酷的情人，你和她之间那些暗涌的约会，那些每天醒来刺眼的阳光带给你努力睁开去适应这世界的痛楚，那些期许、堕落、跳跃、不确定，像他妈一场永恒的恋爱，没有结果。去年我决定离开一段时间，和这个情人保持距离，偶尔相聚，反而获得了完整的记忆和自我，让你可以平静的面对她带给你的美好与痛苦，满足与空虚。

很愉快，这一次旅程，见到变化中依然在坚持的朋友们。我每天大醉，大醉之后看谁都如此亲切，醒来后忘记昨晚聊了些什么，唯独久别之后的新鲜感驻留在脑海之中，愿友谊之树长青！愿孤独永远陪伴你们，愿我们清醒的道别，愿我们长醉不醒，愿电影的未来更加多彩，愿你想起的过去充满愉快，祝北京万古如长夜，共举庆贺的酒杯，再会了北京，我将在上海的浦东，等待你，崭新的你。

liar

像一个空的房间，迎来白天的时候，灯灭了。

明明繁花似锦，高朋满座，内心的辉煌却寂灭了。

你想找它，回到黑夜里去，抬起头来，假装是看星星，心里却想着明天。

有时想把内心的结局拿到外面来，发现一拿出来，就变味了，谁也不相信，有人能把心脏掏出来，放在自己的面前，你拿出来，伤自己，也伤别人，心脏没有形状，但拿到阳光下，就变成一把刺刀，于是藏了起来。

沉默了，退却了，又按捺不住对世俗的热爱，对光芒的追求。

我曾经有一次，在戈壁滩上，半夜时分，离开公路，戴着耳机向远处一座山脉的边际线走去，那天晚上的世界，简单，清醒，只有我头顶的月亮，我脚下的砂石被踩动的声音，你只能看见那座山与月光交融的轮廓线，其余的部分，是坚硬的黑暗，容不得你在它面前呼吸，它像是离你很近的样子，触手可及。我远离了公路上的光线和一起来到这里的人们，向那片无比壮大的黑暗走去，渐渐的，我感到恐惧，像是生命被吞没前的虚弱和挣扎，然而我接着走，走，那山脉一直是触手可及，却永远走不到它的面前，直到忽然间，从耳机里传来一阵电波，咝咝啦啦的穿越我的脑海，我停下来，仔细的听，那是一首歌，一个女声在唱歌，却听不清楚在唱什么，我四处张望，忽然在我视线所及的最远端，戈壁滩的尽头，我看见一座城市的灯火一字排开，像一条永恒不灭的火线，燃烧在地平线上。

在那一刻，我独自走到了内心与世界的交界，至今，也不知该如何取舍。

所以我常常喝醉，不愿清醒
  

Liar

每个人在某个瞬间，都曾产生过想要掐死冲到自己面前的一个调皮小孩的冲动。

这些小孩时常对陌生的成人有所惊扰，让人赫然发现他们忽然突破了某种界限，义无反顾。

他们的行为没有明确的缘由，却又带着最明确的目的，他们天然可以随意触碰和破坏这个世界的边界，对于陌生的成人，他们无所畏惧。

成年人从这个小孩的眼睛里，看到了令自己恐惧的，恶，那种可以肆意妄为，足以破坏眼前一切的，恶。

天性里本来没有善和恶，更没有道德。

成年人所恐惧的，正是自己。

文明语汇中的恶，意味着突破了界限，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，意味着规则的丧失，意味着文明的教化在人身上的失败。

想掐死这个小孩，正在于想要杀死自己的童年，抹灭其中的天性。

每个人怀着惊恐好不容易成长到文明社会认可的这一天，必须装作天然拥有成熟、宽容、坚韧、知书达理等社会所接纳的标准品质。

当人意识到自己的天性并未消失，转而，作为一个成人，他们必须杀死自己的一部分。

所以他们要动手了，一个接一个。起初，他们想藏起自己的天性，却又恨不能藏的更深，恐惧也来的更猛烈了，于是迁怒于眼前的小孩，迁怒于一个个正在内心舒展开来的灵魂，他们非常默契的，在心底，缓缓的、静静的、一点一点，掐住童年的脖子，直到童年的血肉枯死了，再亲手为这具尸体涂抹上缤纷的色彩，吊起玩偶的丝线，就只留下，童年美好的记忆。

这时候他们就可以站起来了，带着微笑，恭喜你，作为一个成年人，你终于获得了充分的理由，在成年人的世界里，继续，活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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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停了下来，我好久没有看见蜗牛了，我和它。

它粘乎乎的在两块地砖的缝隙中，爬呀爬，我蹲下来，看着它，看见它，觉得自己的心里也下雨了，我也钻出了身体，看见我眼前的路面，好远啊，还有我的，粘乎乎的触角，这里看看，那里看看。

过了一会，我渐渐想起了小时候和蜗牛们在一起的日子，还有我们愉快的，交流的方式，我把包放在怀里，手指捏在它薄薄的外壳上，拔了起来，拔起来的一瞬间，再一次感觉到它和地面之间的吸力，那是它和我之间，永恒的方式，因为我的力气总是比它大，但它并不那么抗拒，没有缩回去，我把它举到眼前，看看它，它也没什么好和我说的，看看我，转转身，也许这是它的第一次，在半空中。

你好吗，小蜗牛。

浅浅的小蜗牛，被我放在了花坛上，他会不会有点愕然：为什么这么快，我就到了另一个世界呢？

我走了，再会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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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万个人，和一条空的巷子，这怎么连接的起来？！

一万个人，却有一条空的巷子，这一万个人呢？去哪里了？

如果这是一个画面，怎么去表现？是不是画一座城池，空空荡荡，却没有人，就是万人空巷呢？

这一万个人，也许是躲到了屋子里，你可以想像街道上冷冷清清，而屋里人山人海，热气腾腾。

也有可能，这一万个人在某一天早上弃城而去，决定远渡他方。但那条巷子依然在，物是人非。

就这样追究到底，发现离的遥远，才能保持完整。
所以有人大笑，笑着笑着，悲从中来，因为看到了底色，他发现这一万个人和一条空巷子之间，有一个悲哀的关系，那就是——毫无关系。

有人止不住的流泪，忽然笑了，既然毫无关系，坐在这儿哭泣连自己都觉得荒诞，不如起身离去。

有人大醉，醉一场，从那一万个人的屋子出来，来到了一条空巷子里，他知道这人生的冷与热，就在这一闪身之间，不过如此，是你对他人的爱与恨都在这个关系里，不过是你无法再去要求这个世界，像初来乍到时曾要求过的那样，灼热，而现在你知道，这一万个人吃吃喝喝，生生死死，每一天悲欢离合，拥抱伤害，交媾生恨，都是一段过程，这样，才足够有劲。

但那条巷子是在的，这才是它的魅力。

可另外那一万个人呢？

不知道啊，如果知道了，那，还有什么意思！

Liar

再来面对你们
我的朋友
你知道我
不在乎你们的装扮
和姿势

唯有一个时刻你们让我肃然起敬
那就是你们带着汹涌的体验而来
抱着袒露的决心
为此
我将长久的等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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